著名华裔作家李翊云第一次用“深渊”来形容自己的人生，是在纽约的一家精神病院里。2012年，自杀未遂后的她，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星期。“大危机之后的生活会变得异样地静止，就像飓风眼里的无风地带。”她这样描述那种状态。意识离开了身体，身体也远离了那个被称为“自我”的核心。在那片死寂中，一支笔、一本练习本成了她的栖身之所。她在纸上写下一个词、一行字，用文字筑起脆弱的避难所。
在深渊中，被听见的渴望
朋友汤姆来看她时，带来了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和蒙田的随笔集。“我的心开始安静下来，也不再那么陌生于自己。”那些早已熟悉的文字，成了她的锚点。
然而，最触动她的不是书本，而是人。住进病房几小时后，一位中年女人从半掩的门口探进头来。“我在去拿这个之前洗了手。”女人说着，把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一次性内裤递给她，像递一件珍贵礼物。然后坐下，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：华盛顿的人在追她，所以她不得不藏在这里。“别担心，”女人眨眨眼，“我在华盛顿也有人在照应我。”
李翊云发现，在精神病院里三十个女人共同谱写的生命交响中——有时和谐，有时刺耳——每个人都有故事，许多人都渴望对她讲述。“这并不说明我有什么特别的魅力，只反映出一种普遍的困境：人们迫切地想说，却鲜有人愿意听——这当然并不限于精神病房。”即使在医院外的世界，她也常成为别人倾诉人生的听众。她也愿意去倾听他们的故事，而不是感到被打扰。她所实践的，其实正是那种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能力——一种饱满、在场、全然投入的倾听。我们可以称之为“响亮的倾听”。
什么是“响亮的倾听”？
“响亮的倾听”，这个概念听起来似乎矛盾，倾听不应该是安静的吗？但真正的倾听，恰恰需要一种响亮的在场，一种几乎在“燃烧卡路里”的投入。看看欧普拉·温弗瑞，这位谈话大师。当她采访时，你能看到她用整个身心在倾听：她的嘴因惊讶而微张，眼睛闪烁着听对方描述的喜悦；当谈话转向快乐时，她回应的声音如音乐般流动：“啊……哦……诶”，像一场细腻的鼓励合唱；当话题变得悲伤或严肃时，她脸上流露关切，静静聆听，留出沉默，给思考以空间。
想到一个朋友，他听人说话时，就像一位热情洋溢的听众。你说话时，他会发出“嗯”、“阿门”、“哈利路亚”，甚至喊出“讲得好！”这样的倾听不是被动接收，而是一种主动的、几乎可见的参与。每个人在对话中都面临着自我表达与自我克制之间的挣扎。如果你只是被动地听，对方往往会收敛；而积极的倾听则是一种邀请，鼓励对方更自由地表达。
可以用“待客之道”来理解倾听：当你倾听时，你就像晚宴的主人，营造氛围，散发温暖，让客人感受到欢迎。
如何成为“响亮的倾听者”？
1.不害怕沉默。在某些对话中，快节奏、接连不断的交流确实有趣。但当某人说出重要话语时，我们需要停下来思考的空间。
为写《你没在听》这本书，作家凯特·墨菲曾与即兴喜剧团体相处。艺术总监马特·霍夫德在教学中会伸出手臂问：“如果一个故事从肩膀开始，到指尖结束，我们应该在哪儿停止倾听？”大多数人会在肘部附近停止真正倾听，开始组织自己的回应。一旦进入“回应模式”，倾听能力就会下降。好的对话者会控制急躁，倾听是为了理解，而非急于回应。日本文化鼓励人们在回应前暂停反思。研究发现，日本商人通常能接受评论之间长达八秒的沉默，约是美国人的两倍。他们懂得珍惜这段停顿。沉默不是真空，而是思考正在发生的空间。
2.重复反馈：确认理解。心理学家有“重复反馈”的概念——重复对方刚说的话，以确认自己准确理解了对方的意思。比如有人说：“我妈真难伺候。”你可以回应：“我听你说的是，你当时真的很生你妈妈气？”尝试这种反馈，你会发现经常误解对方；对方可能会纠正：“不，我不是生气，我只是觉得她贬低了我，两者是有区别的。”
重复反馈迫使你更认真倾听，也让对方感到被理解。这是让对方聚焦核心观点，而不是偏离话题的好方法。当然，需要自然运用。如果我在二十分钟谈话中六次说“我听你说的是……”，听起来就像心理分析而非朋友对话。
3.助产士模式：协助对方“诞生”洞见。许多良好对话是相互的，双方各说一半时间。但有些对话因情势所需而不对等：一方经历困境或面临重大抉择，另一方则陪伴其思考过程。这时，善于对话的人会采取“助产士”姿态。助产士不代替生产，而是协助对方完成自己的“诞生”。在对话中，助产士不主导分享见解，而是接纳并建构对方正在形成的洞见。
助产士一方面让对方感到安全，另一方面也适时推动更深的自省。因为我们总有未对自己完全坦诚的地方，助产士的任务是鼓励更深层的诚实。
在深渊中，谁在倾听？
回到李翊云的深渊。在那家精神病院里，文字是她的避难所，陌生人的倾诉是她的镜子。但她更深处的渴望是什么？或许不仅是被人听见，更是被一种更大的存在听见。很多人彷徨无助，甚至抑郁，正是对人生无解而导致的沮丧空虚。这种渴望——被听见、被理解、被赋予意义——或许正是人性深处一道隐秘的裂缝，透过它，我们得以窥见另一种可能的回响。当人与人的倾听仍感不足时，心灵往往会转向更深处，寻求一种超越性的共鸣。
在信仰的视角中，倾听便不只是人际技巧，更是参与神圣现实、辨明人生真呼召与真需要的途径。帕克·帕尔默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贵格会教育家，曾有机会担任大学校长。他为自己的职业选择而感到苦恼，为思考这一决定，他参与了一种贵格会实践：清晰委员会。委员会由一群同辈组成，职责不是给出建议，而是提出问题，让当事人自行得出结论。
有人问帕尔默关于对当校长的看法，他列举了对校长职位不喜欢的种种——筹款、政治斗争、不能教书。另一人接着问：“我明白你不喜欢什么，但你喜欢什么呢？”帕尔默说，他喜欢的是办公桌上刻着“校长”字牌的那种身份象征。最终，清晰委员会有人问他：“你能想到有什么更简单的方式让你的照片登报吗？”帕尔默笑了，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想要这个职位。他感谢清晰委员会给他机会去倾听自己的内心。
有时候，只有在被他人倾听的安全空间中，我们才能听见自己内心的真理。在信仰传统中，上帝被描述为那位终极的、全然的倾听者。诗篇中无数哀歌与颂赞，其前提皆在于此一确信：“ 耶和华啊，我曾求告你，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！我求告你的时候 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！”（诗篇141:1）祷告的本质，首先不是人在说话，而是人在相信：宇宙并非寂静的虚空，有一位位格性的倾听者，正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每一个心灵的颤动、每一句无声的呐喊。
当我们成为“响亮的倾听者”时，我们不仅在实践人际技巧，更是在模仿一种神圣姿态：如同信仰中所相信的那位倾听者，我们给予对方完全的关注，不加评判地接纳，在沉默中陪伴，在回应中确认对方存在的价值。
在每个人都渴望倾诉的世界中，做一个“响亮的倾听者”，或许是我们能给彼此的最珍贵礼物。这不是要解决对方的问题，也不是要填补每个沉默，而是要以全然的在场说：“我在这里。我听见你。你的故事很重要。”这种倾听本身，就是对抗虚无的微小而坚定的抵抗。在破碎的世界中，它像精神病院里那条被精心折叠的一次性用品，一种实实在在的关怀姿态，一种在深渊边缘伸出的手。
注：本文为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，作者系安徽籍传道人。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，供读者参考，福音时报保持中立。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！
